动脉植管做透析的前期准备工作时，说起我的骨髓瘤，我才知道。妻子也难掩现实，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怪不得一夜间她苍老了那么多。我告诉她，医生跟你说的事儿，都不要瞒着我，有难，咱们一起扛。妻子握着我的手，说了声还有儿子，儿子听说我的病情的严重性，立刻辞掉了杭州的工作，买上了最早的机票往滨海飞来。他告诉妈妈要尽最大的努力和能力，把爸爸给拉回来！

　　侄女女婿、外甥女婿和大哥，都在医院外围忙活开了，两部车子随时待命。雷声隆隆，夜幕低垂，暴雨狂风中，妻子和外甥女婿赶往市中心血站取回我需要的血浆。因为我有过两次献血的经历，所以这次的近千升血浆是免费的。当我看到骨髓增生患者靠输血、输血小板维持生命的时候，当我听说白血病患者得到志愿者捐献的造血干细胞的时候，深深地为这些奉献着的伟大而感动，要知道，那种痛苦是没有经历的人难以想象的。

　　血浆输入以前，我应该是处在频临死亡的临界：眼前出现的图像，圆的变成了方的，方的变成了圆的，并且像新冠病毒一样带有很多毛刺。心跳加速，过了一百，呼吸急促，不得不吸氧，浑身胀鼓鼓的仿佛要爆炸一样。

　　输血后，立刻感到有些力气了，接着是两次透析，庞大的设备推到了病房里，看着我的血液被抽到了机器里，经过一个大型滤芯，里边的白色油脂、红色血浆泾渭分明的样子。每次透析六个小时，伴随的不适就是恶心、头晕等，包括主动脉植管开口手术，都是医学上能够叫人承受、临床试验过的，所以从内心我不是很惧怕，虽然我很害怕打针，这源于小时候的一次痛苦经历：

　　应该是我五六岁没有上学的时候，打一种免疫屁股针。村里的赤脚医生也是我们小伙伴的妈妈，半路出家，水平非常差，经常第一针扎不好，扎第二针，第三针，所以每一个去打针的孩子吓得都跟杀猪一样嚎叫，我也不例外：第一针没扎好，我挣扎出母亲的怀抱，拼命地哭着跑，可是还是被抓小鸡一样抓了回来。结果，我的屁股上就有了一个硬硬的小窝窝，一直伴随着我。但是，我是幸运的，因为赤脚医生的儿子的腿被打针打瘸了，走路总是一翘一翘的，长大了也没有娶到媳妇。当然，那个赤脚医生很快就不叫她干了，代之的是嫁到本村的我的南屋邻居二姐，她虽然从小腿步残疾，但是学什么东西都是很认真很努力的，所以一直干到现在。就在前不久，她提着一箱牛奶来我家感谢父亲，原来是有政策对他们这些赤脚医生给予补助，但是需要至少两名公职人员的证明，教师退休在家的父亲当仁不让地联合另一个老师为这个侄女做了证明。

　　妻子明显压力很大，担心我的病情和对生命即将结束的恐惧。当然我也是，但是我必须劝慰她放下压力，有事儿大家一起扛。至于生命长短，那是老天安排，没法抗争。“八十老汉门前站，三岁小儿赴黄泉”，自古黄泉路上无老少。我越是劝说，她哭的越是伤心，最后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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