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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的第一场期中考试，我学习上的缺陷以相当糟糕的方式暴露了出来——严重的偏科。

　　严重到哪种程度呢。

　　语文和英语两门接近满分，历史地理政治也尚可入眼，物理化学生物吊在及格线上摇摇欲坠，数学则是凄惨的垫底。

　　垫的还是全班的底。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因为喜欢上了说唱，在英语上极其下功夫，收效显著；另一方面是对理科实在提不起兴趣，我难以抗拒数学课上阵阵袭来的睡意，物理化学之流背背公式好歹能拿个基础分，而对于号称照猫画虎就能求解的计算题，我是没有一点头绪，选择题连蒙带猜，命中率也是可怜。

　　我多少有点歉疚，尤其是当夏皆在家长会后回来、反过来安慰我的时候，那种无法回应对方期待的歉疚感更盛。

　　因为我打心眼儿里不在乎，不在乎成绩不在乎排名不在乎他人的眼光，每天塞着耳机做作业，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才是我真正觉得惭愧的。

　　必须做点儿什么改变这种现状。

　　单科小测成绩下来的那天，十三岁的我有生之年第一次被触发了对人生的思考。

　　放学后，我和李谦蓝行至护城河上青灰色的石桥，他校服外套搭在肩上，纯白色t恤服帖的勾勒出后背的弧线，他撩起衣服擦了擦脸上的汗，不以为意地，“让你同桌教你啊。”

　　——哦，差点忘了，年级第三就坐在我旁边。

　　我并不了解乔馨心这个人。

　　她肤色很白，穿衣打扮干净讲究，像个一丝不苟精密周转的机器，日常生活里好像没有任何多余的节目，听课，学习，看书，课间会趴在桌子上闭目养神，不跟那些话很多的女生一起结伴上厕所，偶尔被老师点起来回答问题，嗓音透着一股病态的空灵。

　　虽谈不上拒人于千里，不易接近也是肯定的。

　　可我从小到大有过深入接触的女性也只有我妈而已。

　　这个岁数的男孩儿女孩儿是很爱起哄的，但凡谁想要搭讪和示好，大家便会对这种心知肚明却不宣于口的“禁忌”表现出一种别扭的期待；若是班里真有那么几对“谈恋爱”的，那就天天都是现场直播，舍己为人地丰富大家的课余生活。

　　所以尽管我想说的是“你能给我补习数学吗”，也像是可笑的告白一样开不了口。

　　不过很快我发现，我们俩有个难得的共同点，就是在晚自习

　　塞着耳机做题。

　　这原本是不被允许的，学校曾明令禁止各种电子产品的携带——当然是没用的。每个学校都有自己一套条条框框的规矩，但还是能被机智勇敢的同学们钻空子，毕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而晚自习就是大家解放自我的时刻。在老师看不到的地方，聊天的，看课外书的，吃东西的，传纸条的，玩手机的，甚至还有在后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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