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百姓，而是分属于时流诸家的奴仆。
如果用朴素的人权解放思维处理，登高一呼，豁免这些人的客奴身份、给予他们法律上的独立地位，他们就会欢欣鼓舞、舍死效命，哪怕屠刀挥向旧主。但这种做法，现实中可行性实在不高。
倒不是说这些人生具奴性、不愿争取独立自主的地位与人格，而是唐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任侠尚义的精神，主仆之间不仅仅只是一个身份关系，更有一层恩义相结的社会伦理道德约束，这种道德伦理在以武勋起家的关陇勋贵群体中也甚有表现。
这其中一个比较鲜活的例子就是隋初韦衮有奴桃符，健壮有力，每随出征多有建勋，后来韦衮将之放免从良，并代之表奏功勋，获得朝廷封犒。桃符杀黄牛献主乞姓，韦衮赐之姓韦，桃符仍不敢与故主同姓，只称黄犊子韦。
《朝野佥载》有说，韦衮之所以赐奴同姓，就是防备着时过境迁、后代子孙不知前事而与奴家乱婚，赐同姓之后便没有这样的隐患了，骨子里仍然看不起奴仆。但韦衮若知后世出身黄犊子韦的韦后倒台后，京兆韦氏受其连累被大杀一通，会不会后悔当时的这一点精明。
抛开别的不说，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主仆相得的例子。彼此之间的情义以及互相成就，听来显然要比冷冰冰的制敕宣令要更有人情温度。
唐人这一点尚义的精神，李潼是深有感受，越是出身底层，这种知恩图报的道德感就越强烈。毕竟他自己本身从弱小到强大，便深得此利，所以在具体情况中，也并没有忽略这一点。
“义无谓大小，概是人间正气！我爱此间壮才，恩赏厚给，群卒凭此酬报故旧，诸家份内应得、安然受之，毋须推辞。纵然事付舆情，宁我当此夺士之恶，不使群员义气有损。”
徐俊臣这个机灵鬼托儿当的是不错，不过雍王也自有宏大一面，自然不会吝啬这一点恩赏。
义无谓大小，但前程却有。投靠雍王无疑是要比留事故主拥有更多的机会、更远大的前程，而在这选择中所产生的背叛感与负罪感，雍王替你们解决！
听到雍王这一番宣言，再见各自旧主也都表态愿意捐士献力，在场诸家卒员们各自也都异常振奋，齐齐叩拜响应谢恩。
这一幕落在时流诸家眼中，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是滋味，不说各自仆员被征夺的失落，更隐隐感觉自己等人出现在此地就是多余。
这一群多余的人也没有留此太久，很快雍王便安排卒员将他们引入皇城中一些闲余的官廨暂时安顿下来，同时对各家卒员们的整编也正式开始。
虽然皇城中诸司官吏尽数亡出，但大内自有习艺馆、云韶府等教授宫人的机构，宫人能作读写记录者不在少数，数十人分别携带纸笔入列统计，用了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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