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代，以更大的空间接纳那些梦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寒门庶子，为他们提供更多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机会。

　　这无疑有利于这个由她创建的新兴朝廷，有利于她的宏图大业的实现。

　　武皇看重儒学，早在太宗时期的十几年中，就阅读了大量的儒家经典，然而，她又对儒学明径有着本能的抵触，她看到那里有太多的陷阱，太多的迂腐，太多的韬光养晦、藏锋留拙；也领教了被儒学经典教化下的重臣对自己一次次的伤害。

　　她不能作茧自缚，被纲常伦理捆住自己手脚，那样她将一事无成。她需要朗朗乾坤，清风送爽的文采；需要优劣高下，工拙易见的对策；更需要不守成规、激流勇进的人才。

　　她要用诗赋、用策问引导天下，训练士子，把他们从明经帖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还他们以质朴，以真知灼见。

　　特殊的身份，武皇对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总是退避三舍敬而远之，始终怀疑他们真正的才能和与己合作的真情实意。

　　她从天下寒门庶子身上看到了朝廷的希望和生机，不断地敕昭天下，举荐贤才，以至于每年的应考者首尾相连，入流士子，年以千计；还设“南选”，在江淮以南一带选拔人才。武皇对入流士子加阶进爵，委以重用。

　　她在乾封年间于泰山行封禅礼之后，就曾宣布“文武官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阶”，一大批官员通过泛阶制度成为五品、三品高官。武皇就是要通过此等举措赐以君恩。

　　高宗时期，时任吏部侍郎的魏玄同，因担心朝廷不能做到人尽其才而上疏皇帝。

　　魏玄同对历代“用办文案的人评定人才，按照文案记载来考察品行”提出质疑和批评。

　　他指出，那尺丈长短的量器，衡量的尺度短；钟庾大小的容器容纳的东西怎么能够多。

　　非量器所能达到的，哪里能衡量；非容器所能承受的，怎么能容纳？意即天下之大，人才之广，怎么能用不相适应的量器和容器来衡量呢？

　　唐玄同还反对贵胄子弟不经学校调理和品德培养，按照规定很早就求得官职，有的童年之时，已经腰系银印绿绶，有的年近二十还未成年，已经身穿朱紫之服。

　　弘文馆崇贤馆之生，千牛佩身尚辇乘御之类，考察既浅，技能也低，然而本有门第，资望自高。唐玄同还认为，国家用人，就像人之使用钱财，穷困者满足于糟糠，想着粗布衣裳；富足者粮肉丰馀，身着华丽的皮衣。

　　然而在衰败凋敝缺乏贤才的时候，就可以磨砺鞭策迂腐迟钝之人来驾驭；在太平多士的时候，就应该精心挑选俊杰之士而任用。

　　唐玄同的上疏虽然没有被皇上采纳，然而，唐玄同在上疏中批评、指出的这些问题和弊端，所提出的一些如何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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