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改革，永乐十三年到宣德五年实施的是“支运法”。停止海运后，粮食仅通过运河输送，然而运河的输送量是有限的，于是朝廷就要求各地将上缴的粮饷运到淮安储备起来，然后分批输往北京你看，淮安为什么要求提高漕运比例，答案的主要部分就在这里。

　　宣德五年至成化七年实施“兑运法”，此时朝廷好像意识到了百姓长途输运的负担过大，于是推行由军队直接运送漕粮，但是需要百姓自行承担损耗，结果从实际上来说也并没有减轻负担。

　　成化七年开始直至现在朝廷都施行“改兑法”。此法来自于成化七年漕运总督滕昭的提议，即免除农民的运粮，由军队直接到各县运输，但需要征收额外费。

　　怎么说呢，这个办法的立意或许是好的，但和古今中外无数法案一样，歪嘴和尚总能把经念得没人可以听懂，完全偏离本意。

　　打个比方，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扬州府有一则记录，这一年一户百姓需要承担税粮石，额外费1石，但百姓需要用两银子抵消1石的额外费，然而实际上当时当地1石粮食仅值两银子，这中间的差额就成了各级官吏的油水。

　　扬州为什么也要求申时行提高漕运比例，答案在此已经不言自明。

　　不过，申时行的麻烦不是本章此刻要说的重点，重点是王锡爵此刻的目标对象：漕工也叫漕军。

　　成化七年后的大明，每年征收漕粮的工作由12万漕军来负责，这些漕军来自运河沿岸的124个卫所，漕军在工作上听从漕运总督衙门，但人事关系留在本卫原处。

　　这个制度一听就知道肯定有很大的问题，事实也是如此，各级漕运官员克扣军饷，奴役士兵情况普遍存在。比方说，如果运输过程中漕船因气候原因或搁浅漏水而导致粮饷的减少，则需要由漕军来承担百分之四十的责任。

　　漕军为了养活家庭，就通过各种方式赚取收益，结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以保障自己的生活。这里的“各种方式”，甚至包括走私贸易盐也是其中之一，甚至还是主要走私品。

　　你看吧，事情又绕回了淮扬。淮扬是盐业聚集地，漕军或说“漕工集团”早就和淮扬大小盐商们达成了利益共同体，漕军需要盐商们供货，盐商们也需要漕军“免税分销”。

　　显然，在这种制度下，所谓漕军很快就失去了战斗力，变成普通的劳动组织，即所谓漕工。说他们毫无战斗力可不是胡乱冤枉，比如正德五年1510年，山东一伙反贼将停靠在济宁港的1552艘船只洗劫一空，而如此多漕船上的士兵居然毫无作为，任由反贼取走，哪有半点“兵”样？

　　这事件当然震惊了整个朝廷，山东道监察御史质问漕运衙门：“……但军至数万，总兵、参将统制，把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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