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是个“上帝大棋党”，神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你得用更高的、大棋的视角，来看你们这些凡人有限视角内的善恶。

　　只有这样，才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这是蒋友仁受到的第一个冲击。

　　第二个冲击，源于澳门的特殊性。

　　从明朝中期东西方贸易开启，澳门的特殊地位，以及前朝的贸易政策，都使得澳门在很长一段时间极度繁荣。

　　这种极度繁荣，也催生出了一个问题。

　　耶稣会要传教，传教需要钱，在澳门怎么解决钱的问题？当然是靠贸易。

　　耶稣会作为宗教改革期间的耶稣连队，又发三愿，不得经商。

　　但情况特殊，权宜之计，东方教区视察员来转了一圈后，允许耶稣会适度经商，筹措经费。

　　但是，经商这种事，要么就一直保持不得经商的条例，要么一旦开了口子那就能把这口子撑的无限大。

　　从一开始的入股日本生丝贸易、到后来的耶稣会专门准备了耶稣会自己的商船、再到垄断安南地区的贸易额……越干越大、越干越大。

　　蒋友仁和澳门当地的教士聊天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边教士浓浓的钱财味儿。

　　而他来澳门之前的欧洲，也处在新时代的边缘，一切向钱看正在取代封建时代的等级身份。

　　这让他产生了一种对新时代的隐忧。

　　天主教是禁止偶像崇拜的，这也是中华礼仪之争的重要原因，祭祖祭孔之类都算是偶像崇拜的范畴。

　　蒋友仁则在反思，偶像崇拜，是不是这个偶像必须是人呢？

　　抽象而具化后的资本、金钱、财富，利润，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

　　新时代人们都利润、金钱的追捧，难道不是一种特殊的偶像崇拜吗？

　　站在他接受的学院经学体系的逻辑思辨基础上，在产生了“崇拜金钱”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崇拜的疑惑后，他又开始思索更多。

　　而这种更多的思索，也来源于时代的变化和大顺的贸易政策。

　　他发现，澳门的衰落，和大顺的贸易政策，息息相关。

　　如果大顺放开贸易，那么澳门就会衰落；如果大顺封闭贸易只留下澳门，那么澳门就会繁盛。

　　而在澳门的繁盛期，传教士以繁盛期的澳门，解读为“我们的文明更为优越、所以澳门才如此繁荣”。

　　然而，伴随着大顺的贸易重心北移到长江下游；伴随着英法荷瑞各国都在大顺的岸上开办的商馆，澳门瞬间衰落了。

　　不但衰落的肉眼可见，而且还沦落到以贩卖人口和走私鸦片为生了。

　　蒋友仁不是搞经济学的，他是传教士。

　　所以，他的视角，也还是那个金钱崇拜的引申问题。

　　即，“我们的文明更加优越”这个概念，具象之后，算不算一种不自知的偶像崇拜？崇拜对象是我们西方文明自己？

　　如果不是偶像崇拜，而只是一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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