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旧框子，指的是大顺的私有制早已确立。

　　也指的大顺已有的一些政策，比如说，之前为了实边迁民，鼓励商贾地主“带人”过去，带的人足够多、开垦的地足够多，是可以给类似助捐一样的官职的。

　　当然，也包括传统的均田、小农、人地、限田等等思想。

　　这些旧框架下，在内部，实际上已经到头了；但是在边疆区、新的殖民地，是可以做许多事的。

　　要注意，在此时，小农经济，尤其是在新大陆，小农经济并不落后、也并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相反恰恰是【垦殖殖民地繁荣的根本】。

　　这种繁荣要变成【垦殖殖民地的痼疾】，是另一个问题。

　　问题不在于小农经济在新大陆、边疆区是否到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阶段。

　　而在于，小农自身是无法完成这么大规模的迁徙的。

　　说的再明白点：

　　若是迁徙有虫洞，无成本。

　　那么，小农过去种地，也挺好的。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搞大土地所有制，反而会遏制生产力的发展——北美就是例子，早期的大土地售卖制，使得金融资本囤地买地，切成小块再赚差价，并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相反还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现实是，迁徙不是无成本的。

　　于是，这才需要引诱资本，作为一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

　　在这里，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可以是朝廷这个实体的国家机器。

　　但是，大顺的底子在这摆着、框架在这摆着，朝廷是无能的、废物的。一个之前这么大的统治范围、一年收两三千万两白银的中央的政府，这中央的税收效率几乎可以认定就是此时各集权国家的“下限”了——南边的暹罗，集权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岁入达到480万英镑，折合大约1600万两库平银；日本倒幕之后，工业还没影的时候，也收出来了8000万两库平银的岁入。

　　超低效的税收效率、几乎无管控的地方乡绅、士绅土地的占据等等这些，使得大顺朝廷自身，无力做这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

　　因为如果大顺朝廷自己想要做这个工具，那么就意味着必须对内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包括说，用上实学激进派的“均田仁政”，国家完全踢开地主、士绅等进行征税，这样才能掌握足够的力量，来做这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

　　大顺谁也没胆子在内部搞大动作，这是大顺这个封建王朝的本质所决定的。

　　故而在大顺自身无法做这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的时候，新时代需要有人出来唱主角。

　　只不过，唱法需要技巧，也即是说要以一种类似法国重农学派的方式，“名义上站在旧贵族、旧制度的身上，唱新时代的歌”。

　　在之前，刘玉大谈的“自由贸易”，是假自由贸易。这一点，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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