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的路。

　　第二种，考据学和经学研究，总结了方法，但成果越来越少。因为儒家经典追到汉经学，其实并不多，出成果就很难了。

　　仍旧还是社会发展，无法指导现实；加之西方科技的传播。

　　必然导致这些考据学家，或者是为了搏名出名；或者是为了走“以诸子补儒”的路，都会开始转向更容易出成果的诸子百家。

　　《管子》、《墨子》、《庄子》、《晏子》之类的书籍考证、传播、将那些佶屈聱牙的诸子文章重新整理翻译成易于传播的时代文风等等。

　　虽然说，杨朱墨翟的学问素来是儒家厌恶的异端，但在明末对宋儒的大反思之后，基本上，杨、墨二学的“异端度”，降在了佛、释的后面，明末开始就普遍认为“佛释之害，甚于杨墨”了。

　　总之，要么，末期程朱道德学问复兴，结果道德救世不管用，再来一波反思。

　　要么，考据学推动先秦典籍研究，引入诸子学以补儒，文艺复兴，托古改制。

　　而此时的大顺，实际上第一条路基本被斩断了。

　　因为刘钰这二十多年的改革，重新塑造了江南的经济基础。

　　通过对大约二三十万漕工盐工河工的血腥镇压、扬州府淮安府以及运河区大约一百五十万人的被迫迁徙，以及对外扩张、东北的种植业商品粮化等等一系列举动，使得出现了理学家最不想看到的情况。

　　考据学有个问题，有人做过比喻，说是“考据学在前期，就像是蚕吃桑叶，但他妈的光吃桑叶，不吐丝”。

　　这就是戴震做的那个“轿夫”和“大人”的比喻。

　　桑叶咔咔地吃了一堆，吸取了一大堆上古营养，但丝一点吐不出来；或者说，大人重要还是轿夫重要？明显是大人重要，结果新学问全都奔着天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学、水利学这些“轿夫”使劲儿，而塑造社会道德的义理始终立不起来。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理学家颇为忌惮的点。

　　比如曾剃头，就评价过，说这种学问最可恶。

　　张己伐物，专抵触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只言片语，变更故训，另创一义。

　　历史上曾国藩最担心的方向，恰恰就是大顺此时新生代儒生走的方向。

　　解构儒学体系，弄些只言片语，孔孟言语，先秦典籍，另创义理，变更古训，以迎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现实情况，达成群流附和、坚不可易的效果。

　　而这么搞，实质上就是某种程度的【扬矢周孔】。

　　因为从董仲舒开始，一直到宋儒，才最终把儒学整合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下到黎民道德、中到治国思路、上到宇宙道统，这一套体系是完整的，所以周孔之学方能经久不衰。

　　而这群搞考证的开始，看似是在【明正先儒，使圣贤之旨明于天下后世】，但实际上却是在通过不断瓦解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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