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科研的做到高端水平，也就不得不讲政治了，因为社会资源的分配就是政治，而高端

　　因此，不管是美国的科学家还是中国的科学家，一年到头都忙的发疯。

　　若是有人做一个科学家的起居录，就会发现，科学家们的忙碌并不仅止于是科研，事实上，越是顶级的科学家，他们就越是将更多的时间耗费在科研以外的地方。

　　就比如达尔贝科想从美国国会里要钱，他就要说动有资格拨款的国会议员或者参议员，并亲自向他们解释人体基因组计划的重要性。

　　实际上，又有几个国会议员或者参议院听得懂人体基因组计划？

　　随便拉一名生物专业的学生丢给国会议员，都够给他们讲清楚人体基因组计划了。但达尔贝科想要资金，他就必须亲自去给国会议员做科普。

　　不仅如此，议员们还可以提出相应的交换条件。

　　例如一名阿拉巴马州的议员，为了让自己愚蠢的侄子进入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读书，就可以要求达尔贝科在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实验室挂名，每年花费三五天的时间即可。

　　这样的交换，一次两次可以，十次八次以后，可以想象顶级学者的时间飞去了哪里。

　　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出现在中国。遍及中国的院士实验楼，长江学者共建实验室之类的东西，每一栋都代表着一年三天或者五天的时间消耗。

　　但为了拿到地方的资金，或者不管是什么渠道的资金，这些时间和名声是必须要出售掉的。

　　名气越大的学者，就越能将自己的时间和名气卖出越高的价格，从而用这些资金争取更大的名气和时间，这个循环，与体育明星或者娱乐明星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杨锐也有这样的需求。

　　他需要资金来做基因组学的深入研究，他需要资金维持离子通道实验室的高水平运作，他需要资金来分给自己的助手们，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将失去自己的项目，失去完成项目的实验室，或者失去完成项目的科研汪。

　　实验室的助手们用每周110个小时来为杨锐工作，杨锐在享受到他们的劳动成果的同时，就有义务为他们提供上升通道。

　　而杨锐向托拜尔斯提出的要求，就等于是让他支持自己的所需，从而让自己能将时间集中到二代PCR的研究上来。

　　只不过，这样做，不管是能源部还是其他什么机构，都不能从投资中获得好处了。

　　尽管科研投入在很多时候都是无回报的，可杨锐的要求，还是比较少见的。

　　托拜尔斯却是拼命的动着脑筋。

　　人体基因组项目的规模不是少见，而是极其罕见的。

　　在这个背景下，有可能独当一面的学者，都是非常特殊的，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要求。

　　比起杨锐，一些欧洲的学者要求可能更古怪，更难以达成，且耗费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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