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来找我要办公室，我肯定说尽力克服一下，偏偏杨锐并没有要求办公室。”刘院长的表情很无奈，给人送东西向来是最麻烦的。

　　蔡教授沉吟片刻，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说下去，转而问：“杨锐写的怎么样了，他写到多少章了？”

　　“十几章吧，因为是英文的，我没有仔细看文稿，你知道的，我读英文的文章慢的很，也累……”刘院士说着笑笑。

　　蔡教授的眼睛眯了起来：“你看到的《基因组学》是英文的？”

　　“对。”

　　“基因组学是他上课的内容吧……他是以自己的教案为蓝本写的这本书，他上课的时候，用的肯定是中文吧。”

　　“当然，当然是中文。”刘院长回答。

　　“所以说，他写了中文的教案，又整理了一份英文的？”蔡教授的逻辑很清晰。

　　刘院长也发觉了问题，迟疑着说：“大概是这样……我看到他桌子上的英文版，当时没多想。我还提出让咱们北大的出版社帮他出版讲义，然后，杨锐说已经联系了出版社，想先等他们的消息。”刘院长顿了一下，又道：“我联络了清华的?友，杨锐也没有在清华出版。”

　　“他当然不会在清华出版了，他是想在国外出版。”身为高阶学者，蔡教授很能理解杨锐的想法。

　　在第三世界国家出版的专著，世界主流学术界根本不关心。

　　就好像某埃及著名学者以阿拉伯语发表的专著，除非是民族学著作，否则，根本不会有剑桥或者斯坦福的教授去阅读它，想阅读也没有条件，自然就泯灭于众人了。

　　所以，在这个英语占据世界主流的世界里，论文要发表在英文期刊上，专著也一定是要以英文的形式在英语国家出版，才能受到可能的广泛的关注。同样的道理适用于二战前的德语，达尔文时代的拉丁文。

　　中国六十年代做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工作，论文都是一篇中文一篇英文的发表，中文的发表在《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上，英文的发表在国内唯一的西文科学期刊《scientiasinina》（《中国科学》）上。

　　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在二战后，将大量的论文以本国语言发表——苏联和日本。苏联是世界一极的时候自然不用说，苏联完蛋后，俄文期刊也就算是完蛋了。日本则是另类典型，在日本高速发展的时代，在那个日本人可以说不的时代，日本的论文水平也是非常高的，以至于一些英语国家的学者在日本人占上风的领域，不得不找人翻译日文论文。

　　听起来很爽是没错，然而，现实是不会向精神屈服的，有时候，人们以为现实屈服了，但很快，现实就会像是永不弯折的竹子似的，飞快的反弹回来，重重的打在你的脸上。

　　进入二十一世纪，不能跟上时代的日本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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