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信附上了回信的邮资。
不是他太贴心，而是他习惯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如此通信，降低对方的通信成本，就能提高他的信息获取速率，到了达尔贝科这个阶层，这样做是很明智的投资。
接下来几天，达尔贝科在日常事务以外，主要就关注纳森的实验验证，以及等待杨锐的回信。
做实验是一件很苦鳖的工作，尤其是世界前沿的尖端研究，有时候光是寻找可用的参考资料，甚至是寻找一个参照系，就忙的人头晕。
达尔贝科需要这样一个突破，但全部由他来做是不可能的。
人体基因组计划将是一个国际间合作计划，在它设计之初，就是如此。未来，达尔贝科期望见到几千上万人参加这个计划，而他本人的工作，也不可能是亲自去做某个研究。
他只能是去寻找答案，将这些碎片化的答案拼接起来，再去争取美国学界和国会的认同。
30亿美元的拨款，即使不是一次性或者一年的拨款，也是一个巨量的工程。
达尔贝科一天24小时都不用，自然没时间关心一个技术的归属问题，更别说是上法庭了，他回信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杨锐关心，而他只是假装关心，以换取杨锐对自己的项目的关心而已。
达尔贝科为这份关心焦急的等待了很久。
就在第三次或者第四次咒骂中国的邮传系统以后，一封厚厚的信件，终于寄到了达尔贝科实验室。
达尔贝科看到这个厚度，心情就豁然开朗，立即让人拿来纳森的实验记录，准备一边看纳森的实验记录，一边阅读杨锐送来的信件。
中午，纳森吃饭的时候知道了此事，也是匆匆赶来。
“你还没吃饭？”纳森进到达尔贝科的实验室，就看到他桌子边上的三明治。
“我不饿。”达尔贝科顺手将三明治丢到了垃圾篓。
“杨锐有寄来信了？”纳森坐到了达尔贝科对面。
“你有兴趣了？”
“别说的我像个种族分子，我只是对亚洲的研究机构不了解而已。”
“哦，实验验证的怎么样？”
“进度不错，有点疑问。”纳森说着伸头看达尔贝科手里的信。
做研究的不是傻瓜，如果有标准答案的话，肯定会要先看看的。
事实上，读文献就是寻找答案的过程，至少是相对过程，一些简单的科研，往往通过文献就能猜到最终结果，做实验就像是看了答案，然后凑数字一样。
纳森对荧光标记法本身兴趣一般，也不觉得是一项有挑战性的工作，不过，这项实验的答案是很有用的，纳森很想从杨锐的信里看到它。
达尔贝科将信递给了纳森，道：“你自己看吧，我已经看完了。”
“看完了你还拿着看，他在里面写了数据？”纳森猛然意识到此点，赶忙去看，实验室里最需要的基础内容就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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