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你或者景伯父的名义。我们给外汇好了，各级政府再怎么帮忙，也不可能拿外汇出来不是。”即使是在北京，也就是对外贸易部和外交部等少数部委，稍稍有一点活动的外汇，但那些钱也是不好用的，层层审查是最起码的，除非是国家级领导人，其他人还是别指望能套出外汇来了。
杨锐却不同，他今年分到了15万美元的分红，尽管其中的大部分都用来订购仪器了，但就是剩下的零头，也够他奢靡的铺张浪费了。更别说，某些订购的仪器还不用立刻缴纳尾款。
徐武却是听傻了，说：“你知道老景有多少老战友和老同事吗？”
“不知道，但想组织战友会的，总不能是所有人吧，而且，咱们可以根据战友会的不同，给予不同力度的支持。”
徐武已经听不懂了，说：“你就一次性说出来吧，电话费挺贵的。”
长途电话确实挺贵的，杨锐抬头看看柜台后面的吴倩，她拿了一个纸板，正帮杨锐记录时间呢，免得他多花冤枉钱。
杨锐笑笑，重构了一番语言，继续在邮电所的电话亭里，说道：“咱们可以直白一点，你找那些想搞战友会和同事会的人，请他们在战友会和同事会上，公开支持景伯父，如果可能的话，请他们写一些书信，寄到北京去。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就拿一些外汇给他们，作为战友会和同事会的开支。如果不愿意，那就当是没有这么一回事，随便他们自己组织。当然，给一些人民币意思意思也是可以的。”
寄信到北京陈情，为某某人说项以平反，或者以个人名义寄信到中央部委，在整个80年代初都是非常普遍的。也有些人会组织朋友同事帮忙写信，希望看到信件的组织予以考虑。
当然，更厉害的还是上访，或者在一些民主生活会之类的地方，直接对上级领导做出要求。
不管上级领导喜欢不喜欢，在这一时期，这些招数都是非常有用的。
简而言之，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喝。
平反工作要说有条不紊的进行，那肯定是胡说八道，但它毕竟是有一定的顺序的，有的人早点被平反，有的人晚点被平反，有的人最终也没有平反。前两者且不去说，后者中，却是少不了矫情和傲娇者。
那些以为上级机关一定会记得自己，一定会有自己考虑的人，一个不小心，就泯灭于众生，最终没赶上大平反的好时光，以后不得不常年奔波，寻求当年本可以简单解决的方案。
全国几百万人要平反，审查的人数超千万，卷宗不知道要多少亿，组织审查工作的人才那么点，除了领导要求的以外，高效率又查无遗漏，简直是没有可能。
尤其是到了83年的年初了，虽然有更大数量的党员干部被平反了，可还有数量不少的党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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