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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是共和的，人人都有资格说话，罗马也是奴隶制的，奴隶连生命权都不完整。西周是民主的，国人甚至有资格参与国君之废立，西周也是泾渭分明的，城郭以外的野人只有纳税的义务，没有说话的权力。
在杨锐面前，有资格谈理论的人，实在是不多了。
简单的说，杨锐尽管年轻一些，可他爱带谁玩就带谁玩。
同样是行业翘楚，甭管是大众化的娱乐业，还是赚钱极多的企业界，甚至是迷雾重重的官场，金字塔尖都不可能自由到科学家的程度。
陈厂长却是拼死了也想和杨锐玩，尤其是进入到他的核心圈子里玩。
不仅是陈厂长，一班飞机上的国企官员，都有这样的念头。
虽然是捐一大笔钱，但是，与企业的收获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
不过，并不是每个企业都派了话事人出来的。像是陈厂长这样，有一个知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下属的人，还是不多见的。
许多人，最近几天都在拼命的拨打越洋电话，就为了从企业里多要点钱出来。
杨锐却像是一无所觉似的。
他就如同是参与竞选的政党领袖，忙忙的与各方见面说话，并给出各种许诺。
北大离子通道实验室堆积起来的资金量，也是与日俱增。
比政治候选人更强的地方是，杨锐的回报，来的无比之快。
第二天，杨锐就在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上，详细的询问起了南部化工的需求来。
陈厂长激动的不能自已。
这100万元的花的太实在了。
换一条生产线要花多少钱？1000万？你还得是美元，还得有渠道去买，还得买得到等得着，还得运营起来，适合本厂。
整个流程弄下来，三五年的功夫都是轻的。
进口设备的麻烦之处就在于此，设备公司离的很远，想要即时反馈也很困难。而设备安装起来又极其复杂。
想想看组装一台电视需要多少步骤，将这个数字乘以10，是绝对不够一条电视生产线来运作的。
87年还没有合用的网络，发送图片更是困难——某些新闻通讯社倒是有设备能传输图片，效率却是极低，成本极高，也不给外人用，不是普通工厂所能接触到的。
等于说，要想采用廉价的解决方案，就只能在电话里用语言描述问题。
这个要求就太高了，不仅对技术人员的要求高，对翻译的要去更高。
如此，也不过是采购之后的小事罢了，采购之前的事情，那就更复杂了。
我们的工厂适不适合使用这样的生产线和设备，我们的现有设备是否能配套新的设备，我们需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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