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提前了半个小时，抵达了阿斯特拉的办公区，就在休息室里静静坐着，阅读自己的文稿。

　　在大公司里做讲座，是很两极分化的事，有些时候，某些教授会受到额外的吹捧，有些时候得到的则是特别的嘲讽。

　　有一个好的头衔，通常比较容易得到前者。

　　例如哈佛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教授或者剑桥三一学院院士等等，总是更容易令人信服，但并不绝对。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由于距离的缘故，硅谷的创业公司经常邀请斯坦福教授去讲座，但是，去的人并不一定能得到硅谷人的认同。尽管许多硅谷人都出身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但他们嘲讽起来照样很用力。那些收入丰厚的硅谷人经过多年或数年的摸爬滚打，早已不再是学校里的模样，对于斯坦福大学教授的真实实力，也都有了自己的认识。

　　这种时候，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并不一定就站在产业前沿。

　　而且，他们提出的所谓前沿理论，也不一定就能得到产业界的认同。

　　思科公司的创始人博萨克和蕾娜夫妇，可以算作是产业界通吃的例子，他们是计算机理论方面的大拿，而且做出了超一流的实践，其所创造的路由器，为网络技术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两人的身份，就可以知道他们做到这一切并不容易。博萨克是斯坦福计算机系的计算机中心主任，而桑迪蕾娜是商学院的计算机中心的负责人，在硅谷发育不全的年代里，他们基本属于理论界的第一流学者了。

　　给阿斯特拉做讲座，同样不是轻松的事。

　　对这样的大型制药公司，并不能单纯的视之为产业界的水平。这种级数的公司里，也是藏龙卧虎的。

　　当然，原生的制药公司研究员在杨锐这样的学者面前，是没有存在感的，他们属于科研鄙视链的最下层，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差学生，不管是本科生还是博士生，如果毕业就进入制药公司，基本不会在科学前沿有所建树。

　　即使有些特殊事例，通常也不是为主流所承认的科学家。

　　制药公司的目标是为已知的靶点寻找化合物，放在G蛋白偶联受体领域，制药公司的学者的主要工作，是在前沿科学家做了系统性的研究之后，再捡系统性研究中的某一个靶点，作为研究对象，可以说，产业界的研究员连二线科学家都算不上，只能称作是三线，所谓的成果转化者而已。

　　但是，像是阿斯特拉这样的公司，除了原生的制药公司研究员，免不了还有一线二线转来的研究者的，一些厉害的公司，甚至能招募到诺贝尔奖获得者。

　　2008的诺贝尔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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