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均无此税目，即徽州府这项杂税全部由歙县单独承担。

　　帅嘉谟很快将自己想要成为徽州府衙的初衷抛之脑后，却是想要为歙县“伸张正义”，当即将这个不合理的事情捅了出来。

　　在歙县乡绅的支持下，徽州府很快便是引发了该由歙县单独承担还是应该六县共同承担的争端，引起了一场惊动朝野的“丝绢案”风暴。

　　从“徽州丝绢风波”中不难看出，徽州府一府之地的杂税都能够如此的混乱，更别说下面的县衙。

　　事实亦是如此，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大明县级的税种不仅巧设名目，而且征收的对象亦是随心所欲。

　　除此之外，大明现行杂税的征收对象是以“丁男”为计量单位，但这种看似公平的做法，却蕴含着一种更大的不公。

　　官绅阶层本质是特权阶层，他们所面对的地方知县往往都是弱势的三甲进士或举人，故而很容易出现压制地方官员的现象。

　　纵使仅是一些普通的豪绅，但他们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族中的子弟往往在县衙的六房中办差，亦或者是跟土生土长的胥吏相勾结，却是很容易通过隐漏人丁等方式来逃避杂税。

　　正是官绅阶层通过自身的权势或资源，造成了“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的不公现象。

　　纵使是张居正所倡导的一条鞭法，其实仅是在“丁男”上的表面一体均当的公平，但根本不能消除这种“富者少出，贫者多出”的现象。

　　正是如此，大明现行的杂税既存在着税种混乱且无序的问题，亦有“富者少出，贫者多出”的不公，且征收的群体亦存在明显的偏差。

　　林晧然在看清大明杂税体系的种种问题后，并不想做一个和稀泥的当权者，亦没有打算讨好那帮掌握着土地资源的乡绅，所以在将一府一县杂税全部简并一体的基础上，选择推行真正能够惠民的“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结束以“户、男丁”为单元的征税方式，而是采用以“田亩”为计量单元，拥有田亩多的富人要多纳杂税，而拥有田亩少的穷人则少纳杂税，甚至不用纳杂税。

　　亦是如此，杂税的负担直接转移到土地持有者身上，土地多的人要多缴税，土地少的人少缴税，没有田地的人则不缴税。

　　地方官府不再免费奴隶百姓，今后要搞什么大型工程，却是由官府雇人代役，从而奖励真正勤劳的人。

　　林晧然不知自己为何会魂穿而来，只是上天既然给了他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那么他就不许华夏民族走上山河破碎的道路。

　　经过这么多年的朝堂争斗，他已经成为华夏民族的领袖，那么便有义务改变这个腐朽的王朝，带领华夏走向崭新的辉煌。

　　自己位极人臣不是辉煌，联合商团坐拥天下金矿银矿不是辉煌，大明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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